电视剧《太平年》的热播，让许多人重新看见了宋太祖赵匡胤结束五代乱世、开创大宋基业的雄才大略。但历史中的赵匡胤，不止有“一条杆棒等身齐”的武略，还有着另一面不那么为人熟知的形象——一位深思熟虑，并将佛教作为重要治国方略的护法国君。
这种“护法”，并非简单的个人迷信，里面有很深的现实考量。赵匡胤亲身经历了后周世宗柴荣大规模的“毁佛”运动。世宗为筹军费，曾亲手劈裂百姓认为极有灵验的镇州大悲观音铜像。这让赵匡胤内心受到很大震动，他曾私下问高僧：“自古有毁佛天子乎？”得到的回答是：北魏太武帝、北周武帝、唐武宗皆因毁佛而国祚短促，不得善终；周世宗毁佛，亦未过五年便染病身亡。这话点醒了他，他感叹道：“毁佛法非社稷福。”
所以，当他建隆元年（960年）黄袍加身后，做的第一件文化大事就是拨乱反正。他下诏保存未被完全毁坏的寺院，允许民间佛像移往安全处供奉。同年，他为庆贺自己的“长春节”，下令普度天下童行八千人出家，发出了明确的复兴佛法的信号。他做的很扎实：恢复“试经度僧”制度，防止滥竽充数；在益州（成都）组织雕刻中国第一部官刻大藏经《开宝藏》；甚至派出一支157人的庞大僧团，远赴西域（印度）求取佛经。
他还有句很有意思的私语。宰相赵普见他读《金刚经》，他便嘱咐说：“不欲甲胄之士知之，但言常读兵书可也。”这话泄露了他的真实想法：在他看来，佛法劝善止恶、安定人心的力量，是一种更高明的“心法”，能“阴翊王度”（暗中辅助王化），其效果比单纯的武力威慑更长久。他曾对赵普说：“佛氏之教有裨政理，普利群生。”他甚至在扬州战场旧址建寺超度亡灵，将领因放生而受到他的赞叹。这些都是在用佛法的精神，化解乱世留下的戾气，重新凝聚人心。
几乎在同一时期，东南还有另一位国王，在用另一种方式做着类似的事，那就是吴越国的最后一位国王，钱俶。
钱氏世代信佛，到钱俶时达到顶峰。他仿效古印度阿育王的故事，铸造了八万四千座小铜塔，内藏经卷，散布境内。但最关键的，是他做了一件“文化抢救”的大事。
当时，天台宗智者大师的核心著述，因唐末五代的战乱，在中原已残缺不全。高僧羲寂（即天台宗十五祖净光尊者）为此痛心疾首，钱俶闻知后，当即决定：派遣使者携带重礼，渡海前往高丽、日本，访求失落的教典。
这是文明存亡之际，主动伸出的求援之手。后来，高丽僧人谛观携大量天台章疏来华，义寂法师得以在螺溪（今浙江境内）大弘教法，再传至四明知礼大师，天台一宗由此中兴。追根溯源，钱俶此举，功不可没。他后来归顺北宋，随身带入汴京的“释迦真身舍利塔”，震动朝野，仿佛也象征着这种文化血脉的回归。
这样看下来，赵匡胤和钱俶，一个在北，一个在南；一个以开国皇帝的果决手腕为佛法开拓生存空间，一个以地方国王的虔诚之心为文明续接智慧血脉。他们身处同一个破碎的时代，却用不同的方式，守护着同一种东西。
赵匡胤的护法，带着清醒的政治计算，是把佛教作为安定社会、教化人心的“软实力”。而钱俶的求经，则更接近一种对文化本身近乎本能的珍视与挽救。他们的动机或许不尽相同，但结果都是让那些险些熄灭的灯火，重新亮了起来。
《太平年》里演的，是权力游戏中“太平”的来之不易。而历史中这些君王无意中留下的痕迹，却告诉我们另一种构建“太平”的可能——它不在于城郭有多坚固，而在于人心的秩序与文化的光亮能否被妥善安放，并穿越时间。
千年前的帝王将相，早已化为史书里的几页墨迹和荧屏上的影视剧集。但他们守护过的那点星火，却穿过乱世的烽烟，依然在某些时刻，照亮后来者的案头与心田。这或许就是历史最耐人寻味的地方：它留下的不只是成败兴亡，还有这些关于文化存续、关于心灵安顿的，柔软而长久的回响。
惭愧后学·持心于麒麟湾闲居
2026年1月31日 腊月十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