未能免俗，午饭间看了两集开年热剧《太平年》。屏幕里金戈铁马，乱世的王侯将相为一座城池、一个年号赌上江山性命，实在是可悲可叹。不由教人想起一桩剧中吴越国王“海外求经”的公案。
《太平年》的历史背景正处于兵荒马乱的五代十国，而剧中的吴越国，在钱王治下，竟成一片罕有的“太平净土”。钱镠以武肃之基，其子元瓘、其孙弘佐、弘俶，皆“留心释教，广造伽蓝”。尤其忠懿王钱俶（929年—988年），“夙知敬佛，天性诚厚”，他延请永明延寿禅师入府受菩萨戒，因长耳和尚而彻悟，为保境安民于西湖设放生池，效仿智者大师悲愿。在吴越国，钟磬声暂盖远方战鼓，恰似《法华经》所言“于险难中，能作依怙”的世间示现。
可是经过唐末安史之乱、武宗会昌法难，再加五代近五十年兵戈，如三道巨浪，将天台智者大师一脉相传的天台三大部等教海几乎拍散。天台螺溪义寂法师早年虽四处寻访，于金华古藏中也仅得《净名疏》一卷，如暗夜得残灯，虽慰寸心，难照大道。
当时可谓“教藏灭绝，几至不传”。然乱世之中，亦有不灭星火，转机，始于一则经句。太平兴国年间（注：实为周世宗显德年间），钱忠懿王阅《永嘉集》，至“同除四住，此处为齐，若伏无明，三藏即劣”句，百思不解。问于国师德韶禅师——那位与智者大师同姓、被疑为后身的禅门巨擘。韶公坦然道：“此是教义，可问天台义寂。”王即召义寂入金门建讲。法师从容答：“此出智者《妙玄》。自唐末丧乱，教籍散毁，故此诸文多在海外。”
“海外”二字，如石投静水。钱王当即决意：“当遣使求之！”于是十名使者，携国书厚礼，分赴高丽、日本。这一去，便是数载望眼。
等待的日子里，山门内外议论纷纷。或疑“海涛万里，经卷何存”，或忧“兵戈未息，使节难还”。义寂法师则日日率众礼佛诵经，持《法华》回向使者平安。他说：“佛法东流，如水赴壑。昔智者大师放生之鱼，闻法禀戒，或已报生海东，护持正法。今日之求，亦是昔日之缘。”此言似玄，却给予信众莫大信心。
终于，先有高丽僧谛观，奉王命携天台论疏渡海而来。师少年博学，初怀“若中国无能答者，则夺经以回”之傲。及至螺溪，闻义寂讲演，竟“一见心服，遂礼为师”，留此十载不归，更著《天台四教仪》，成后世学人入门瑰宝。于谛观坐化后，那只存稿的旧箧，竟夜放光明，岂非法宝自显，不负远来？
日本方面，其时佛法亦盛。昔有奝(diāo)然、寂照诸师来华，彼国亦珍存大量中土佚籍。使者艰辛，终有所获。当一船船以防蛀虫香料仔细封装的经疏，安然抵明州(注：今浙江省宁波市)，再由车马浩浩荡荡送入螺溪寺山门时，全寺僧众焚香跪迎，涕泪纵横。《法华文句》、《法华玄义》、《摩诃止观》三大部赫然在列，更有诸多未见章疏忏仪。那一刻，义寂与信众，或如见章安结集、荆溪注疏之影，穿过三百余年离乱风烟，重逢于此。
钱王大喜，即建“定慧院”贮典，赐义寂法师号“净光”。散逸明珠，重被串起；断绝法脉，因君王愿力与僧众持守，于东南一隅，续接灯火。
如今，凭借手机网络，我们随手可查阅这些天台教典。每阅吴越时“新还”教典，常生如梦之感。五代十国，史家所谓“天地闭，贤人隐”之季世，在江南一隅，却因一位信佛的君王与一群不忘祖命的四众佛弟子，完成了一次文化的“输血”与“反哺”。朝鲜、日本等“海外”之地，于战乱中意外成为中华文化遗产的保管库；而中华本土，又通过交涉，将其迎回。历来，文化与佛法传播，从来不是单向流淌，而是智慧的循环与互助。
《太平年》剧中，金戈铁马、权谋更迭是显性主线。但在我这样的后学佛子眼中，那条静谧而坚韧的暗线，则是文化典籍的漂流、智者教义的传承、超越国界与战火的对真理的共同守护。钱王所求，岂止千卷文书？那是乱世中对文明根基的抢救，是对人心秩序重建的渴望。
夜深人静，灯火阑珊，合上教典，天色已白。《法华经》有云：“诸法从本来，常自寂灭相。”世间王朝的“太平”虽或短暂如戏，但如长明之灯的佛法妙义，在书写、诵读、授受间传递，却构成另一种更深、更静溢的“太平年”。
愿此灯长明不熄！
（后记：此文参考宋《佛祖统纪》《释门正统》《四教仪缘起》及吴越国史敷衍成篇，心追先贤，志在存真。螺溪一脉，后传宝云义通、四明知礼，天台宗由是中兴，诚赖此段“藏经归航”之公案。）
惭愧后学·持心于麒麟湾闲居
2026年1月29日 腊月十一
